我們今天一起來說說歷史上的清朝，說到清朝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王朝，清朝的結束標志著中國封建史的徹底結束，那么，清朝的皇帝也是有很多的，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看清朝時期的雍正帝。說到雍正帝，有的人說用雍正帝是一位昏君，有的人這說雍正帝是民主的，為啥當時的雍正帝會發(fā)養(yǎng)廉銀?這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樣的用途呢?一起來看看吧!

雍正帝素以“嚴苛”著稱，治國、治吏，手段嚴厲，甚至嚴酷。居然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給下屬漲工資的帝王。

1724年，雍正二年，清朝的文官在年薪的基礎上，開始領取數額不等的“養(yǎng)廉銀”。當然，級別越高，錢也越多。

從晚清封疆大吏曾國藩的工資條上，能看到他做兩江總督時得到養(yǎng)廉銀的數量——1.8萬兩白銀，約合300萬元人民幣。

漲工資當然高興，但還要多干活兒。什么活兒?征稅唄!

與“養(yǎng)廉銀”的薪酬政策同時推出的是“耗羨歸公”的稅收政策。

“耗羨”(又稱“火耗”)是向百姓征收稅賦時損耗的成本，或者說是額外變相征稅的名目。這些變相征稅的款項并沒有進入國庫，而是地方官員中飽私囊了。

“耗羨歸公”把暗箱操作的非法征稅合法化了，“火耗”的比例按國家規(guī)定征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稅收，同時也從中給官員們發(fā)放“績效工資”——養(yǎng)廉銀。

中國封建社會變法革新運動的基本訴求是增加政府稅收，以保證中央各項開支。

雍正朝的新政也是如此，發(fā)養(yǎng)廉銀不過是激勵官員多征稅的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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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漲了工資還是不夠。“耗羨”歸公了，地方官員還有別的方式對百姓盤剝。為什么呢?

問題出在中國封建官場“低薪養(yǎng)廉”的體制。

從張宏杰的暢銷書《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可以看到非常有趣數據：

大清帝國的總督，工資表上的年收入只有區(qū)區(qū)155兩。如果大致以一兩兌換200元人民幣計算，155兩約為人民幣31000元，合成月薪約為2583元。我發(fā)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按今天現行的《國家公務員級別和工資標準》省級公務員職務工資標準是多少錢呢?2510元，和清代幾乎一樣。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巧合。

年收入的基本工資155兩，績效工資1.8萬兩!清朝部長級高官的工資條真是很奇葩。

不過，這些錢看起來已經不少了，卻養(yǎng)不活一個一品大員!

這不到2萬兩白銀要供養(yǎng)部長一家老小、聘用智囊團(幕僚)、招聘衙門工作人員(不進編制的“吏”階層，秘書、科員等)，還要負擔差旅、郵遞等費用，怎么夠用啊?

中間大約4萬兩銀子的虧空怎么補呢?除了貪墨，還有別的出路嗎?

貪污、受賄的款項一方面為了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也要“接濟”上級官員(主要是直屬領導)。

在低薪之苦面前——明代官員更慘，錢糧經常拖欠，而且最多發(fā)一半，另一半是胡椒等替代品，也有像海瑞這樣不受賄、不行賄的，他自己種菜、穿補丁衣服，勉強維持生計。

海瑞在明朝官場起起伏伏，并不順利，晚年雖然官居二品，但基本上做的是閑差，連明朝最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都瞧不上海瑞，認為他破壞了官場文化。

極端的清廉等于斷了上下級的財路、甚至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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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低薪養(yǎng)廉”無法規(guī)避官員貪腐，在封建社會更是形成了制度性腐敗。難道皇帝不清楚嗎?

皇帝當然知道，而且一清二楚。康熙帝就曾對“清官也拿火耗”的事實了如指掌。

“低薪養(yǎng)廉”絕不是帝王“以德治國”的借口，而是皇帝與官僚集團在絕對權力分配上達成的妥協(xi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封建社會進入高度集權的專制時期，官員作為皇權的代言人，建立了權力集中的“大政府”。

地方政府也是行政、財政、司法等歸于一體，在百姓面前一言九鼎，無異于分派到各地馭民的“小號”皇帝。

中國封建社會“外儒內法”的治理模式，使道德、禮教、“人性本善”成為表面文章，而統(tǒng)治者骨子里卻把官僚和人民預判為“惡人”。

所以在皇帝眼里，官員都是拿著自己賦予他們的權力向百姓巧取豪奪的。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領高薪呢?錢不夠自己解決吧。

雍正出臺“養(yǎng)廉銀”，頗具諷刺意味，好像是皇帝花錢換取官員的清廉!

也算是赤裸裸的警告：“我給你們高薪了，別再貪了!”

當然，這所謂高薪只是雍正的主觀標準，與實際需求差距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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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低薪養(yǎng)廉”更是皇帝引誘官員貪腐、進而控制官僚集團的政治手段。

“蘇綽定律”解釋得再明確不過了。

其一，天下無官不貪?不怕官貪，就怕官有異志。故以反貪之名，剔除異志貪官，保留聽話貪官，這樣既可以消除異己，鞏固你的權力，又得到民眾的擁戴。其二，貪官只要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敢異志，自找死路，故必與你同心同德。

皇帝在與官僚集團的博弈方面，也稱得上煞費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