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我們都知道，魏忠賢作為歷史上一個著名的禍亂朝綱的宦官，在朱由校時期很受寵信，但是這份寵信到了朱由檢時期，就蕩然無存了。崇禎帝朱由檢上位之后，專門花了時間和經(jīng)歷去對付魏忠賢，最終扳倒這個大宦官，清除掉了魏忠賢的余黨勢力。原本看上去大快人心，但是在崇禎臨死之前，卻要將魏忠賢厚葬，這又是為什么，為何崇禎帝會對魏忠賢的態(tài)度發(fā)生這么大的變化呢?

崇禎16歲登基執(zhí)政時，整個明朝就已是內(nèi)憂外患，風(fēng)雨飄搖，病入膏肓了。崇禎在位的17年，盡管勤勉敬業(yè)，全力與明末文官集團抗爭，但是終未逃過國破自縊的悲慘結(jié)局。

然而，崇禎皇帝在臨死前5天，做了一件令人驚訝詫異之事，命人厚葬魏忠賢。將死之人，為何有這樣反常的舉動呢?反映出他當時怎樣的思想和心境呢?

1.一是對當初的追悔。大家知道，當初崇禎在天啟七年繼位登基之后，就開始對皇兄最信任重用的大太監(jiān)魏忠賢下手了。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扳倒了魏忠賢，叫他到鳳陽祖陵為皇兄守陵，之后又下令抓捕魏忠賢即刻押送回京，魏忠賢得知，萬念俱灰。次日凌晨，上吊自殺。此后開始討伐閹黨，大規(guī)模清算亂政太監(jiān)。

17年后的今天，崇禎已是外有圍兵，內(nèi)無良臣的光桿皇帝，在聽了隨從太監(jiān)曹化淳說的“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勾起他當初除掉魏忠賢的追悔。魏忠賢畢竟比東林黨人那幫人更能干、更有用。也許此時想起了皇兄臨終對他講的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那番話。

2.二是對能臣的渴望。崇禎臨終之前寫下“諸臣誤國”，“文臣人人可殺”，這也許是他17年執(zhí)政的深刻體會，這時他可能更加領(lǐng)悟皇兄臨死前讓他重用魏忠賢的深意。

朱由校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如此高的評價絕不會是信口一說，是他多年從政對魏忠賢的評價，更重要的是他更了解魏忠賢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的清醒和果斷，特別是在維護大局、知人用人、獎罰分明等關(guān)鍵問題上的突出表現(xiàn)。

魏忠賢確實是個理政強人，勇負責敢擔當有手段，能夠力排眾議，能讓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文官們把嘴閉上，使國家機器高效運轉(zhuǎn)，而不至于成天在爭議扯皮中度日，說到底能干事、能干成事。國破思良將?，F(xiàn)在國家瀕臨滅亡之際，崇禎一定感嘆，魏忠賢式的能臣良將在哪里?

3.三是對文臣的鄙視。崇禎執(zhí)政的17年，用的清一色東林黨人，現(xiàn)在國家將亡，他對東林黨人失望痛恨至極。他所用的東林黨除了人品高潔，自命清高，高談闊論，互相攻擊以外，并沒有其他本事，他們永遠對別人的辦法說三道四，橫加指責，自己卻又一籌莫展，有例為證。

比如，楊嗣昌為解決難以同時應(yīng)付的內(nèi)憂外患問題，提出先與滿清議和以贏得時間，集中精力解決內(nèi)患。應(yīng)該說這是解決困局的一個不錯的舉措。然而文官知道后，個個大義凜然，聲稱議和就是丟祖宗的臉!最終導(dǎo)致先安內(nèi)再攘外的計劃無法實施，徹底陷入內(nèi)外交困的被動局面。

還有在北京城破一個月前，崇禎曾考慮遷都南京，避免被李闖部隊包了餃子，這也不失為一個不得已的正確辦法，然而這幫文官支持的與反對的爭吵不休，莫衷一是。崇禎也舉棋不定，呆在紫禁城坐等李闖王來包圍。

東林黨就是一幫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攪屎棍子。崇禎死前哀嘆：“文臣皆可殺”，“此皆文臣誤我”。此時，他更加鄙視這幫文臣，想起了魏忠賢，一定追悔不該不聽皇兄的話而干掉魏忠賢，不該唯獨重用的東林黨。

17年的掙扎仍未逃出亡國的命運，如果魏忠賢不死，也許明朝不會這么快滅亡。他懷念魏忠賢，痛恨東林黨，思慕能臣良將!但什么都晚了，能做的只有厚葬魏忠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