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西安與洛陽是我國歷史上最為悠久的兩大古都，也正式因為有著這樣雄厚的歷史底蘊，所以這兩大孤獨常常會被人們拿來進行比較。支持者們?yōu)榇嗣婕t耳赤，甚至拳腳相向也是一間非常常見的一件事?？梢屝【幷f啊，早在近我國2000多年前，東漢大文豪班固就曾撰寫雄文，對西安和洛陽分出了高下。

大家都知道，漢朝分為西漢和東漢兩個時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西漢的都城是靠西的長安，東漢的都城則是靠東的洛陽。

漢光武帝劉秀自稱是西漢皇室后裔，國號也同樣是“漢”，那為什么國都不選在長安，而要遷到東邊的洛陽呢?

悅史君認為，漢光武帝之所以選擇定都洛陽，主要出于3個層面的考慮：

首先，長安作為西漢的國都，在西漢末年，已經(jīng)被新朝、玄漢政權(quán)、建世政權(quán)等多方爭奪，早已變成一片廢墟，焦土遍野，人煙稀少。

其次，洛陽自夏商兩朝以來，就是中原地區(qū)的重要城市，東周時更成了國都，而劉邦建立西漢王朝之初，也是定都洛陽，洛陽有當(dāng)國都的資本。

最后，漢光武帝的發(fā)跡地是南陽，洛陽離南陽比較近，便于鞏固統(tǒng)治。

于是，漢光武帝選擇定都洛陽，并一直都在全力經(jīng)營新都。

到了漢明帝時期，朝廷財力有所恢復(fù)，開始著手疏浚護城河，修繕城墻，重整、擴大皇宮的規(guī)模。

可是，原本居住在關(guān)中的西漢遺老們，仍然懷戀著舊都長安的熱鬧繁華，固執(zhí)地認為東漢建都洛陽是錯誤的，希望朝廷能遷都回長安。

遷都可不是小事情，漢明帝也絕不可能推翻父皇漢光武帝的決定，但怎么來為洛陽鼓與呼，他把目光盯向了班固。

班固雖然只是一個校書郎，但漢明帝對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班固也認為，洛陽作為東漢都城更加適宜，他很擔(dān)心這些關(guān)于遷都的議論會擾亂人心，決心寫一篇強有力的文章，為東漢定都洛陽的合理性辯護。

班固把自己關(guān)進書房里，認真研究了西漢文學(xué)家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揚雄的《蜀都賦》等作品，學(xué)習(xí)它們的結(jié)構(gòu)方式，連飯都顧不上吃，覺也睡不好，苦思冥想幾個月后，終于寫出了一篇雄文——《兩都賦》。

在《兩都賦》中，班固借由兩個假想人物：長安代表西都賓和洛陽代表東都主人，完整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不過，班固在行文和表達方式上，非常注重技巧，因為東漢是以繼承西漢的皇統(tǒng)自居，對西漢不但不能否定，反而要加以肯定;但從西漢、東漢的比較來說，當(dāng)時東漢統(tǒng)治者需要的是對東漢功業(yè)和東都洛陽的贊揚、歌頌，所以對西漢的功業(yè)又不能作太具體、詳細的表述。

為此，班固把《兩都賦》分為《西都賦》、《東都賦》兩篇，合二為一，又相對獨立成篇。

《西都賦》由假想人物西都賓敘述長安形勢險要、物產(chǎn)富蔗、都城壯麗宏大，宮殿奇?zhèn)トA美，后宮奢侈霪靡等情況，以暗示建都長安的優(yōu)越性，通篇都是贊美、夸耀之詞;

《東都賦》則由另一假想人物東都主人出面，開頭就是：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fēng)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為乎?”

把批評的矛頭對準的是秦皇，而非西漢皇帝。

下面接著用一小段寫“大漢之開元”，行文十分概括，馬上就接著：“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jiān)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開始以封建禮法為準則，贊揚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語作為大段描述的結(jié)尾。

后面又說：“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睆臍v史發(fā)展的角度，來論證定都洛邑，不僅之前有先例，而且洛陽位于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

在《東都賦》中，班固借東都主人之口，對西都賓先予稱贊，再予批評，最終以西都賓的折服告一段落。

不過，《東都賦》不是在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之后就結(jié)束，而是在下面接上說：“主人曰：復(fù)位，今將授予以五篇之詩。”

大約是考慮到下面即錄附詩，會使結(jié)尾割裂而失去風(fēng)韻，故將詩附于篇末，而以西都賓的稱贊為結(jié)尾：賓既卒業(yè)，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xué)，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wù)?，請終身而誦之。”

這一處理顯得輕松而詼諧，多少帶有一點寓言的味道，使這篇騁辭大賦在莊嚴之中，帶有活潑之氣。

班固不在規(guī)模和繁華的程度上貶西都而褒東都，而從禮法的角度，從制度上衡量此前贊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壯麗繁華，實為奢霪過度，無益于天下。

由于班固在《兩都賦》中，完美把握住了當(dāng)時東漢最高統(tǒng)治者的復(fù)雜心態(tài)，盛贊東都洛陽規(guī)模建制之美，并從禮法的角度，歌頌漢光武帝遷都洛陽、中興漢室的功績，宣揚洛陽建都的適宜性，以駁斥關(guān)中人士不切時宜的議論，澄清人們的模糊認識，這使他不僅贏得了漢明帝的褒揚，還獲得了與司馬相如、揚雄以及稍后張衡并稱漢代四大賦家的盛譽，而《兩都賦》所開創(chuàng)的京都大賦體制，也直接影響了張衡《二京賦》以及西晉左思《三都賦》的創(chuàng)作，被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主持編撰的《文選》列為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