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作為漢匈和親的代表，兩千年來被不斷歌詠傳頌，甚至被譽為“和平女神”。

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和親的另一當事方匈奴族后裔——土耳其的歷史研究中。

不但沒有王昭君其人其事，而且在該國中學歷史教材中漢代和親公主及其隨從被污名化為“間諜”。

這一情形令人深感震驚、意外。

為什么中土兩國對同一歷史人物及和親史實的研究有冰火之異，評價有霄壤之別？

國內史學界一般認為，和親是封建社會時期“維持民族友好關系的一種最好的辦法”。

有利于維護邊境安寧和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同時對漢族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人民經(jīng)濟、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應當說，除了個別學者認為和親是“屈辱性的緩兵之計”、流失金銀財帛、降低國際地位外，史學界對于和親的認識基本上都是積極的、正面的。

王昭君作為漢匈和親的代表和漢匈友好的歷史見證，對于漢匈和好、穩(wěn)邊互市同樣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被視為民族友好的使者，偉大的女性，被賦予極高的歷史地位。

當代有學者認為她“對維護邊疆地區(qū)的安定與和平，促進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的發(fā)展，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

甚至有人將昭君譽為“和平女神”，與西方自由女神相呼應。

應當說，在上世紀以來的和親研究中，王昭君的歷史地位被不斷拔高。

而文學家對昭君出塞和親的詠嘆與描寫，也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道奇觀。

從漢代開始，從正史到野史，從歷史到文學，有關王昭君的作品流布歷朝歷代，在詩、詞、散曲、變文、雜劇、傳奇、小說等各種文體間吟詠傳唱，且數(shù)量驚人，僅詩歌就有700余首。

直到今天，昭君題材依然生命不衰。

此外，在商業(yè)開發(fā)方面，昭君形象所帶來的商業(yè)效應不斷溢出，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果。

如呼和浩特市定期舉辦“昭君文化節(jié)”，當?shù)囟嘤幸哉丫母鞣N企業(yè)與商品，如昭君集團、昭君大酒店、昭君美食村、昭君香煙等等。

總之，借助于正史野稗、詩詞戲劇、小說變文等形式及商業(yè)開發(fā)、文化發(fā)掘等途徑，昭君故事廣泛流傳，昭君美名流芳百世。

王昭君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學史上一個偉大的存在，如著名劇作家曹禺所說:“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又是一位偉大的女人。”

那么作為漢匈和親的另一當事方后裔——土耳其的歷史上、文學中是如何看待昭君和親的呢?

是否對王昭君有對等或近似的評價呢?

答案令人震驚、意外。

在土耳其，不僅沒有人知道王昭君是何人，更不知道她對歷史上的漢匈友好有何貢獻，而且很多人認為嫁給匈奴頭領單于的漢朝公主及隨從是漢朝派至匈奴的“間諜”。

土耳其歷史上沒有王昭君其人其名，其偉大之處無從談起倒也罷了，但她同其他和親公主被污名化為“間諜”，則令人難以接受。

關于漢匈和親的史實敘述，土耳其目前通用的高中一年級《歷史》教科書是這樣寫的:

冒頓單于去世后，他的兒子Ki－ok接替了他的位置。

Ki－ok繼續(xù)對漢朝發(fā)動襲擊。后來為了同漢朝搞好政治、經(jīng)濟的關系，他跟漢朝公主結了婚。利用公主和親，很多漢朝的使者和奴婢來到了匈奴。

這些人不僅做間諜，而且做分裂的宣傳。后來在匈奴東部發(fā)生了許多暴動。這些暴動削弱了匈奴政權。一段時間后，Ki－ok死了，匈奴國內混亂。

利用這樣的機會，中國人把失去的領土又拿了回來，并重新控制了絲綢之路。

這里提到的與老上單于Ki－ok結婚的公主，不是王昭君，而是不知名的公主，而且土耳其歷史課本上根本沒有出現(xiàn)過王昭君的名字。

另據(jù)了解，在其他研究土耳其的歷史著作中，也沒有王昭君的名字，更無其事跡資料。

所以，一提到歷史上的漢匈和親，很多土耳其人認為和親的公主及其隨從是漢朝派來的“間諜”，而且他們在匈奴做了不好的事情。

雖然土耳其的歷史課本中沒有直接說公主是“間諜”，但是言外之意，侍從既為“間諜”，公主自然知情并牽涉其中。

土耳其歷史教科書中關于和親公主及隨從為“間諜”說法，主要來自個別歷史學者對漢匈和親的錯誤解讀和對當時漢匈形勢的錯誤判斷。

他們認為:毫無疑問，與中國朝廷持續(xù)聯(lián)姻關系是一種政治行為。不過這樣一來，對與中國接觸的所有突厥國家來說，帶來了不好的后果。

因為兩國之間的這種接近給了中國使用伎倆的機會。外交官和外交使節(jié)利用中國公主在匈奴的特權，很容易進入境內。

他們在匈奴帝國內不同的突厥國家之間制造矛盾，試圖推翻匈奴。由于進口的中國絲綢在匈奴貴族間很受歡迎，Ki－ok時代沒有發(fā)現(xiàn)不利的情況。

但是到了他的兒子軍臣單于時，中國被認為是動蕩產生的根本原因。

另一歷史學者也持同樣觀點:

“冒頓以后的單于娶了中國的公主。與中國朝廷建立關系并持續(xù)聯(lián)姻，代表了一種政治行為。但是和親政策開始以后，給與中國接觸的所有突厥國家?guī)砹瞬缓玫暮蠊?。兩國之間的這種接近關系給中國提供了使用陰謀的機會。中國的外交使節(jié)利用漢族公主在匈奴的特權，隨便進入匈奴境內。而且他們在匈奴內部進行分裂的宣傳，謀求推翻匈奴。”

以上數(shù)則資料，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漢朝統(tǒng)治者因懼怕匈奴武力侵犯，采取和親的方法，主動以美女換和平;二是這些公主及其隨從是“間諜”，承擔了收集情報的任務，為破壞、甚至顛覆匈奴政權做準備。

這兩點是否完全符合史實？

在中國古代民族關系史上，和親既是一種政治現(xiàn)象，也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

和親始于西漢，盛于隋唐，終于清代。這已是史學界的共識。

西漢初期，經(jīng)歷了四年“楚漢之爭”，漢朝國力衰弱，而北方匈奴正處于國勢上升時期。

所以才有漢高祖率軍32萬遭遇匈奴40萬大軍七天七夜的“平城之圍”。

之后，為了對付匈奴的侵擾滋事，安撫邊境，漢高祖采用謀臣劉敬的建議，與匈奴和親，并劃疆立界。

在雙方互利互惠的基礎上，西漢從高祖、呂后、孝惠、文帝、景帝、武帝初年，雙方基本遵從了和親之約，甚至漢朝所給予的物質利益有時遠遠高出其所期待。

漢高祖開始到漢武帝時期，先后有10位公主嫁給匈奴單于。盡管如此，匈奴依然不斷侵擾漢朝邊境達20余次。

其原因誠如班固所云:“匈奴侵掠所獲，歲巨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重利也。”

應當說，漢武帝以前的和親是在漢弱匈強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從漢武帝開始，漢朝在漢匈對抗中占有優(yōu)勢。

李廣、衛(wèi)青、霍去病等都是對匈作戰(zhàn)中涌現(xiàn)出來的著名將領。

漢武帝在位五十多年，除了初期一次和親外，六次拒絕匈奴單于提出的和親，并持續(xù)與匈奴作戰(zhàn)三十年，以致于匈奴人悲唱:“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漢武帝之后，漢匈之間又有過幾次和親，但也多次拒絕匈奴提出的和親。

至西漢末年，匈奴內部經(jīng)過五單于爭位的內亂，再加上天災、饑荒等，匈奴徹底衰落。

呼韓邪單于在與其兄郅支單于爭斗的過程中落敗，后來聽從左伊秩訾王的計謀，向漢朝稱臣，求得漢朝幫助，最終打敗郅支單于。

為了感激漢朝，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正式入朝稱臣。

這是漢匈關系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意味著百余年的漢匈爭斗以漢王朝取得勝利告終，其象征意義遠大于事件本身的價值。

公元前49年呼韓邪單于再次朝見。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第三次朝見，并主動提出和親，得到漢元帝的同意，從此便有了昭君出塞和親的歷史故事。

王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時，匈奴已經(jīng)衰落，而漢匈和平也已持續(xù)十八年。

昭君和親之后，漢匈之間的和親一直未斷，而且漢匈之間的和平又持續(xù)了四十年左右。

應當指出的是，昭君和親是“漢匈關系發(fā)生重大變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匈奴在遭到漢朝重創(chuàng)后幾代單于對和親的一直渴求及屢次求婚的結果。......從漢武帝死后，匈奴由被動的和親轉為主動要求和親，由以和親要挾漢王朝變成了好言美語請求和親。”

漢匈和親是漫長歷史過程中的復雜的政治與文化現(xiàn)象。

這一現(xiàn)象在不同朝代、不同時期在漢匈雙方都有不同的表現(xiàn)，而且也與不同時期國力狀況、實力對比、戰(zhàn)和狀態(tài)等有密切的聯(lián)系，因此，對和親的研究，需要基于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背景，對和親這一現(xiàn)象做出符合歷史事實的論斷。

而個別土耳其歷史學者把漫長的漢匈和親歷史簡單化，顯然沒有從雙方實力對比的歷史變化中把握不同時期和親的具體背景。

至于和親公主及隨從為間諜的說法，從《史記》、《漢書》、《后漢書》等主要記載和親史實的典籍來看，向來未見和親公主及其隨從搜集情報、從事間諜活動的記載。

且就常理來說，如果和親公主及隨從真的從事間諜活動，威脅國家安全的話，為什么歷史上從沒有和親公主及隨從被處罰或者處死、或者兩國因此翻臉斷交、甚至發(fā)動戰(zhàn)爭的歷史記載?

為什么漢武帝期間及以后匈奴多次主動提出和親?

可以想見，如果匈奴單于認為和親公主及隨從真的做間諜，也不會讓她們接觸重要情報，更不消說，在當時條件下傳遞情報有多困難了。

因此，包括昭君在內的和親公主及其隨從在匈奴做間諜的說法很難成立。

也可以看出，中土之間對和親現(xiàn)象存在嚴重的錯位解讀。

除了土方學者對不同時期和親的歷史背景認知有偏差外，還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中國歷代不少文學家跨越文學與歷史的邊界，過度演繹、渲染昭君和親故事，致使昭君的地位被不斷拔高、作用被不斷夸大。

第二，對于和親中雙方的主動、被動地位，土耳其個別歷史學者純從崇尚武力征伐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角度來解讀，抓住漢朝初期主動和親這一點，推及和親全過程。

而漢朝政治文化中尊奉的則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王道政治觀念，即便后來武力占優(yōu)，仍然實行和親政策。

因此，在對和親的解讀上，部分土耳其歷史學者認為漢朝在實力上始終弱于匈奴，所以以和親討好匈奴，并利用和親公主及隨從做收集情報、顛覆政權的間諜工作。

而中國史學家認為，匈奴即便衰落，漢族仍然與匈奴和親，體現(xiàn)的是中原統(tǒng)治者仁政的王道政治，是一種民族友好的善舉，傳遞的是與鄰為善的信號。

但遺憾的是，由于雙方文化的差異，對和親的評價認知角度不同，再加上文學家的介入和演繹，致使雙方對和親的解讀表現(xiàn)出嚴重的錯位現(xiàn)象。

和親，說到底就是一種政治上的聯(lián)姻，充其量是外交的工具，只是為了拉近雙方感情距離，走親情路線，盡可能避免戰(zhàn)爭，以求得邊境安寧與國家太平。

漢匈和親的公主及其隨從不會做搜集情報、分化國家的危險舉動，漢王朝也不會把軍國大事、國家安危系于和親公主之身，更不會讓她們冒著個人生命危險和國家信譽風險從事間諜工作。

從這一意義上說，和親，也僅僅是和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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