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英國對于大清政府可以說是進行了毫無底線的剝削。除了鴉片問題外，還在各個領域提出了很多不平等要求。如果想要和英國進行談判，大清肯定需要英語很好的翻譯官，這樣才能達到最有效的目的，那清朝時期的翻譯官水平到底怎么樣呢?其實這方面已經(jīng)完全不用擔心，畢竟更早就已經(jīng)有人會將英語了，而且當時的翻譯官也是需要掌握好幾門外語才夠。

鴉片戰(zhàn)爭是中英兩國之間的矛盾，但兩國的矛盾遠不止鴉片那么簡單。當時，中國與英國需要頻繁交涉，小到民間糾紛，大到政治談判，都要依賴英文翻譯。一個英文翻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矛盾的解決程度。翻譯得好，雙方溝通順暢，矛盾就可以順利化解。翻譯得不好，雙方誤解加深，可能就會激化矛盾。晚清的中外沖突那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方翻譯水平之差。

晚清初期的中國翻譯，沒有英文專業(yè)畢業(yè)的科班人才，大都是買辦。也就是與外國商人打交道的商人，比如廣東珠三角一帶，懂外語的買辦就比較多。他們是最早與外國接觸的中國人，也是外國人到中國后首先接觸的人。與外國人的長期接觸，讓他們逐漸學會了外語。不過，這些人的外語水平基本僅限于簡單的口語交流，如貨物的買賣等商業(yè)領域。一旦涉及到其他領域，他們就啥都不懂了。最要命的是，他們沒有英文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因為工作中幾乎很少用到。給他們一本英文書，只能簡單認識幾個字。讓他們寫一封英文信，更是難上加難。

晚清思想家馮桂芬對此曾有抱怨，他說：“叩其所能，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銀數(shù)與俚淺文理?！?/p>

即使如此，買辦們掌握的英語也不是標準英語，而是廣東英語，是混雜了粵語、葡萄牙語、英語的雜交英語。廣東英語注重口語、聲音。這些買辦學英語時，同今天很多中國人一樣，喜歡用漢字標注。但買辦們用的卻是粵語發(fā)音。比如英文“today”的發(fā)音，往往會標注為“土地”?！巴恋亍眱勺值陌l(fā)音明顯與“today”的標準發(fā)音差很多。

1834年11月，《中國叢報》對此曾有過報道。文章說：“除了有限的，幾乎不可理解的和廣州語混合的蹩腳英語外，這些通事在任何重要問題上都完全沒有能力充當傳譯?！蓖ㄊ?，即指翻譯。幾年后，又有人在該報紙上批評中國翻譯的水平。文章說：“他們用記在腦子里的英語單詞，用漢語的習慣和一些與談話主題相關的信息組成他們所認為的句子，隨后便覺得自己是高水平的學者，完全可以勝任自己的官府和外國商人之間的通事。這些‘舌人’中卻沒一人會讀懂最明了的英語文書，大多數(shù)聽不懂兩個外國人之間的口語交談?！?/p>

現(xiàn)代人很難想象，如此糟糕的英語水平在中英兩國的交往中會鬧下多少誤會。1842年2月，英國人駕駛十多艘火輪進入浙江余姚。余姚百姓很少見到外國人，此次公然看到洋人直接將船開進了縣城外很是震驚，大駭。事情緊急，余姚縣事帶領四名水勇，直接與洋人交涉。一名水勇先登上船，怎奈雞同鴨講，無法溝通。縣事再上船后，英國人要扣留縣事，欲將其帶往寧波。縣事大聲抗議，沿岸圍觀的百姓也大聲起哄。英國人便將兩張寫滿英文的紙交給了他。

蠟像圖：清朝官員與洋人交涉

“夷字二紙”到底寫的什么，誰也不認識。一路上奏到朝廷，道光下旨，要求盡快找人翻譯。浙江巡撫劉韻珂發(fā)動全省力量，終于找到一個在浙江的廣東買辦。結果，費盡千辛萬苦找到的這個買辦也只是略懂英文口語，根本不認識幾個英文。“但知夷語，并不認識夷字?！?/p>

劉韻珂很著急，不知如何才是好。有人出主意，吩咐人用透明的油紙將英文拓印下來，交給這個廣東買辦，讓他去盡快到外省找人。此買辦憑借原來與英軍交往的人脈關系，輾轉打聽到了南京，特別找到了當時在英國船上的兩個當事人，一個是英軍炮兵團上尉安突德，一位是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兩人說，這兩張紙就是所謂的便條而已，答應不會將縣事帶走，并寫上了年月日與簽名。

買辦如實稟報，浙江又匯報到了朝廷，道光才放下心。但此事并沒有這么簡單，疑點重重。因為郭士立是通曉漢語的，還會講廣東話、福建話，而且會中文寫作。因此，他為何不用中文寫字條呢?買辦回來時也帶回了郭士立的字條，這次卻是漢字書寫。如此矛盾的事情卻沒引起大家的注意。

晚清初期，類似這種中英交往的尷尬與誤會比比皆是。據(jù)英國東印度公司記載，1834年7月，“哈里森號”商船駛入澳門，要求澳門海關監(jiān)督減免部分稅收。海關的中國翻譯與海關監(jiān)督嘰里呱啦一陣講，然后對英國人說，可以放行。但英國人發(fā)現(xiàn)海關官員的態(tài)度與表情貌似并不是這個意思，明顯是拒絕與厭惡的樣子。英國人反倒不敢動了，經(jīng)過反復溝通、確認，終于發(fā)現(xiàn)，還是翻譯搞錯了。

1839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命廣東知府與番禺、南海知縣，立即逮捕顛地。廣州知府帶人到英商的公所，緝拿顛地。中國翻譯一陣講，把英國人搞蒙了，不知道是啥意思。當時在場的英國人很多，其中費倫等人也是翻譯，他們的漢語還不錯，就連他們也沒聽懂?，F(xiàn)場吵吵嚷嚷，一片混亂，差點動手打起來。中國翻譯嫌英國人故意聽不懂，廣州知府認為是英國人耍陰謀詭計。英國人一臉無辜，最后還是費倫等人出面，經(jīng)過仔細溝通才搞清楚事情緣由。

1834年7月，英國任命律勞卑訪問澳門。雙方因為會見的翻譯問題反復談判。兩廣總督盧坤始終堅持，不能違反慣例，必須使用中國翻譯。而律勞卑根本不信任中國翻譯，堅持要使用自己帶的翻譯。盧坤認為洋人不識抬舉，律勞卑認為中國人死腦筋。最后雙方爭執(zhí)了兩個月，都沒有見成。

事實上，當時英國翻譯的漢語水平都普遍高于中國翻譯的英語水平。但為何中國人不愿意用英國翻譯，而非要固執(zhí)地使用中國翻譯呢?因為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國人普遍認為，洋人一肚子壞水，用他們的翻譯肯定會遭算計。而且，還有一點是要命的，就是在重大談判場合，英國人不能使用漢字。如果英國翻譯直接將英文翻譯成中文給中國官員是被認為違反規(guī)定的。但英國方面發(fā)現(xiàn)中國翻譯的水平很差后，總是拒絕使用中國翻譯，由此又造成了新的矛盾。每每雙方交涉、談判時，英國發(fā)現(xiàn)有中國翻譯在場時都會提出抗議。

清廷由于始終不重視外交問題，一直沒有培養(yǎng)出自己的官方翻譯隊伍。買辦除了翻譯水平的問題，還有背景問題。由于買辦都與洋人打過交道，這讓清廷很不放心，擔心他們被洋人收買。虎門銷煙后，琦善任兩廣總督，他聘用的英文翻譯鮑鵬就被各方懷疑為英國人的間諜，甚至鬧出了鮑鵬擅自做主，割讓香港的重大政治事件。此事讓道光大為震驚，將琦善與鮑鵬押解至北京嚴刑審問。但最后也沒找到鮑鵬勾結洋人的證據(jù)，只能不了了之。

由翻譯事件可以管窺全豹，晚清的落后局面是全方位的。很多本可以避免的矛盾，卻因為一個小小的翻譯問題，捅出了大簍子。這又該怨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