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以上人物身份殊異，有刺客，有愛國將領(lǐng)，有文化名人，有所謂“反動派”。國人其實早已不關(guān)心他們追隨的人物的正義性是否值得商榷，但只敬重他們這種始終如一的“愚忠”品質(zhì)。

這種品質(zhì)，源于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精神，在一個三千年來社會始終缺乏人與人誠信與組織忠誠度的國家來說，仍有其灼灼生輝的現(xiàn)實意義。伯夷叔齊，忠誠于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名叫“帝辛”的暴君，而是更大的維系社會信任、忠誠及倫理的體系。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伯夷叔齊質(zhì)問周王。作為”叛亂“一方而以滅商為結(jié)果導向的周王，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因為從倫理道義上這個也確實講不通。但放在當下，假設人人都只是沖著金錢導向這結(jié)果論，而不擇手段的去獲取它，是不是也會犯這個命題？

伯夷叔齊擔心的社會倫理塌陷，擔心的這種不良行為的示范效應，不僅在有周一代的歷史上再現(xiàn)惡果，也同樣拷問著當下正處在經(jīng)濟大發(fā)展而道德令人心憂的當下。如果我們?nèi)巳艘捕寄苄Хú氖妪R”愚忠“一下呢？

社會人人之間的信任度都提高了，不用擔心他會拐賣孩子、偷狗、搶包、打砸、搞傳銷……人與人相互依賴，公司里上下級忠誠和睦少了口舌是非，官民彼此尊重和諧，豈不更好？用孔子的話總結(jié)”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一言以利國利民，而造就中國人渴望中的社會和諧景象。